读《烟云·阿根廷蚂蚁》之前：两种无法清除的现代生活

为什么把烟云和蚂蚁放在一起

读完《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以后，我准备继续读卡尔维诺。这一次拿到的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书名却像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并排放在了一起：《烟云·阿根廷蚂蚁》。一边是工业城市上空的烟尘，一边是钻进海滨住宅的蚂蚁；一边似乎属于现代社会，一边似乎只是自然界的小麻烦。我起初以为这只是出版社为了方便，把两篇中篇小说合成了一册。

查过资料以后才发现，这个组合本身就是理解两篇小说的入口。卡尔维诺在 1965 年把它们编成一册时，明确说两篇作品具有相近的结构和道德意味。它们不是同一时期同时写下的：《阿根廷蚂蚁》发表于 1952 年，《烟云》发表于 1958 年；不过在 1958 年的小说集《短篇小说集》中，它们已经被收入同一部分“艰难的生活”。1965 年，卡尔维诺又把它们单独抽出来并置出版。现在这本中译本中的序言，也是在这个重新组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两篇小说讲的都不是一场突然降临、最终可以战胜的灾难。蚂蚁早已住进房屋、花园和土地；烟尘也已经进入空气、衣服和人的身体。真正的问题不是主人公能不能消灭它们，而是：当污染成为生活本身，人会怎样同它相处，又会用什么理由解释自己的相处方式？

这样一来，蚂蚁和烟云就没有表面上那么遥远。它们都是一些细小、反复、无处不在的东西，会落在桌面、墙缝、衣领和皮肤上；人无法假装看不见，又很难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两篇小说关心的也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人在一个无法彻底清除的环境里，怎样慢慢形成自己的习惯、观念和道德姿态。

所以这篇文章仍然是一份阅读前的背景知识。我不准备提前解释具体情节，只想先弄清楚三个问题：阿根廷蚂蚁为什么会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烟云背后是哪一种战后社会，以及卡尔维诺为什么认为重要的不是“灰暗”，而是人与灰暗的关系。

阿根廷蚂蚁并不是虚构的灾难

《阿根廷蚂蚁》是两篇作品中更早的一篇。卡尔维诺 1949 年开始写作，1952 年正式发表。它虽然读起来像一则越来越荒诞的寓言，背景却几乎直接来自他的童年生活。卡尔维诺后来把它称为自己写过的“最现实主义”的小说，因为利古里亚海岸的阿根廷蚂蚁、受灾的住宅和负责除蚁的机构，都有非常具体的现实原型。

阿根廷蚂蚁的学名是 Linepithema humile，原生于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一带。它们个体很小，通常只有两三毫米，真正棘手的不是某一只蚂蚁，而是整个群体的组织方式。在原生地，不同蚁群之间会彼此竞争；被带到新的地区以后，一些种群却失去了明显的群体边界，不同巢穴中的工蚁可以互相合作，形成范围很大的“超级群落”。一个巢被破坏，不等于整个群落被消灭，蚂蚁很快又会从别的地方回来。

它们也不只吃人类留下的甜食。阿根廷蚂蚁会保护能够分泌蜜露的蚜虫、介壳虫等昆虫，并从它们那里获取食物。这种互利关系会间接加重植物虫害。对以花卉、果树和园艺闻名的利古里亚海岸来说，蚂蚁因此不只是令人厌烦的室内害虫，也会成为农业生产的问题。

这些蚂蚁如何从南美洲来到地中海，并没有一条能够精确复原的单一路线。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基本都同轮船运输、植物贸易和土壤搬运有关。蚁后、工蚁和幼体藏在盆栽、苗木或货物中，被运到新的港口；温暖的海岸气候、密集灌溉的花园与温室，又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环境。换句话说，这个看起来很“自然”的灾害，从一开始就嵌在全球贸易和现代农业里。

20 世纪初，阿根廷蚂蚁已经在意大利里维埃拉蔓延。圣雷莫一带从 1920 年代起就有专门的公共治理行动：地方机构调查蚁害，颁布防治规定，也成立负责灭蚁的联合组织。蚂蚁却没有因为行政体系出现就从生活中消失。它们仍然反复进入房屋和花园，而人们只能在各种药剂、诱饵、沟槽和清理办法之间继续尝试。

这段历史同卡尔维诺的家庭还有一层直接关系。他的父亲马里奥·卡尔维诺是农学家和热带植物专家，母亲埃娃·马梅利是植物学家。一家人居住在圣雷莫，管理着种有外来植物的花园和实验站。埃娃研究过当地蚁害，也参与推动公共防治。卡尔维诺小时候看到的，因此不只是邻居抱怨家里出现蚂蚁，而是一整套由科学研究、园艺经济、地方政府和居民日常生活共同组成的除蚁世界。

这使小说中的荒诞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基础：作者不需要凭空发明一只象征性的昆虫，他只是把童年经验中已经足够荒诞的部分组织起来。阿根廷蚂蚁既是货真价实的生物，也是一个很容易继续生长出意义的形象。它们太小，无法同人正面对抗；又太多，无法靠踩死几只获得胜利。人越想维持干净、稳定、边界清楚的家庭生活，越会感觉它们无处不在。

从海岸花园到工业城市

如果说《阿根廷蚂蚁》背后是卡尔维诺童年时期的利古里亚，那么《烟云》背后就是战后意大利迅速扩张的工业城市，尤其让人想到卡尔维诺工作和生活过的都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的工业、交通和住房都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地区原有的发展差距也仍然存在。但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进入后来被称为“经济奇迹”的高速增长期。出口、投资和国际贸易迅速增加，汽车、机械、钢铁、化工与家用电器成为新生活的象征。曾经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发生剧烈变化，大量劳动者从南部和乡村迁往北方工业城市。

都灵是这场变化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菲亚特以及围绕汽车工业形成的机械制造体系，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城市在短时间里扩大，新的住宅、道路和工厂不断出现。汽车、电冰箱和洗衣机代表消费能力与现代化，人们也确实获得了更多工作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所谓“经济奇迹”并不只是后来制造的神话，它建立在真实的生产增长和社会流动之上。

但同一场发展也带来了另一幅城市景象：能源消耗增加，工厂烟囱、燃煤取暖和汽车尾气共同改变空气；住房和公共服务追不上人口扩张，劳动者在拥挤的郊区生活。工业化既生产财富，也生产烟尘。两者不是一先一后的偶然结果，而是从同一套机器里同时出现。

《烟云》发表于 1958 年，恰好处在这个转折最明显的时候。它面对的不是工业革命初期那种陌生而巨大的机器，也不是今天已经被完整命名的气候危机，而是一种开始渗入普通人感官的现代环境：窗台会脏，衣领会黑，空气中仿佛总有一层东西；人知道它同城市的生产方式有关，却又依赖这座城市提供工作和生活。

英语中的 smog 原本就是 smoke 和 fog 的合成词。20 世纪上半叶，伦敦、洛杉矶等城市的严重空气污染事件逐渐让它成为公共语言。卡尔维诺使用“烟云”这个形象时，写的不是一片偶然飘过的乌云，而是工业城市自己制造出来的天气。它失去了明确边界：很难指出污染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也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置身其外的观察位置。

这里同《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历史距离已经很明显。战后的紧迫问题不再只是反法西斯、抵抗与重建，还包括重建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卡尔维诺并没有离开现实，转而只写幻想；他是在新的现实面前寻找新的叙事方法。战争时期的敌人还可以被辨认，烟云却由每天都在运转、也给人提供生计的现代系统制造。它没有一张适合被打败的脸。

两种灾害来自同一个现代世界

一个来自昆虫，一个来自工厂，为什么卡尔维诺会认为它们相似？关键可能在于，阿根廷蚂蚁其实并不代表一个同人类社会完全分开的“自然”，烟云也不只是工厂外部附带的“副作用”。

阿根廷蚂蚁能够抵达意大利，是因为植物、土壤和货物沿着全球贸易网络移动；它们能够在利古里亚定居，又同花园、温室、灌溉和单一化的农业环境有关。人类重新组织自然以后，给这种外来物种创造了扩张条件。看上去是自然闯进了家庭，背后却站着现代商业和农业。

烟云正好从另一端出发。它显然是工业生产的结果，却慢慢变得像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条件。城市居民会看天气一样看烟尘，选择路线、住房和衣服来适应它；污染从公共的生产问题缩小为个人如何打扫、如何呼吸、如何保持体面的日常问题。人制造出来的环境，反过来获得了类似自然的稳定性。

两篇小说于是构成了一次交叉：蚂蚁是被现代社会搬运过来的自然，烟云是现代社会制造出来的第二自然。一边提醒我们，所谓自然灾害可能包含人的历史；另一边提醒我们，社会产物也可能变成像天气一样无法逃开的环境。

这个联系也让两篇小说避免成为简单的环保寓言。它们当然涉及污染和生态，但卡尔维诺更关心的似乎是污染周围形成的关系。有人把问题当作职业，有人把它变成一种理论，有人声称自己已经找到办法，有人一边受害一边维护制造问题的秩序，也有人试图用清洁和距离证明自己没有被污染。灾害没有统一所有人，反而把每个人原本的性格、利益和自我解释显露出来。

为什么两篇都有一个“负责清除”的机构

如果只看标题，两篇小说最明显的共同点是一个具体的烦恼。如果看结构，它们还有更深的一层相似：都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到一个陌生环境，发现一种到处存在的问题，然后逐渐遇见围绕这个问题生活的不同人物。

这些人物并不是为了推动一场情节复杂的冒险而出现，更像是一组彼此不同的回答。面对蚂蚁或烟尘，每个人都发展出自己的态度：抵抗、否认、解释、利用、妥协，或者把无法解决的问题包装成一种可以长期经营的事业。叙述者在这些人之间移动，也在寻找自己同环境的距离。

两篇作品中还都存在某种“负责净化”的组织。公共机构的出现，按理说意味着问题得到承认，也意味着个人不必独自承担一切。但卡尔维诺感兴趣的不是制度是否简单地有效，而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某个机构的存在依赖问题持续存在，它究竟是在消灭问题，还是在管理问题？

这不一定意味着所有治理都是骗局。阿根廷蚂蚁确实需要公共协作，工业污染也不可能只靠居民勤擦桌子解决。讽刺之处在于，机构可以拥有办公室、文件、专业语言和日常程序，却未必触及产生问题的条件。它证明社会已经开始处理灾害，同时也可能把灾害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行政对象。

因此，两篇小说中的荒诞并不依靠超现实事件。没有什么东西违反自然规律，真正荒诞的是人们都知道问题存在，却逐渐学会在问题内部找到位置。污染者、治理者和受害者未必是三个完全分开的人；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其中几种身份。卡尔维诺写的不是某个坏人故意把世界弄脏，而是一张每个人都被牵连、又很难说清责任的关系网。

这时的卡尔维诺并没有离开现实

1952 年对卡尔维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这一年，《阿根廷蚂蚁》发表，他的第一部“我们的祖先”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也出版了。一篇几乎直接取材于童年现实，另一篇却把人劈成善恶两半，像一则现代童话。如果把卡尔维诺简单分成“早期现实主义”和“后来幻想文学”两个阶段，这两篇同时出现的作品就很难安放。

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现实和寓言从一开始就是他的两种观察工具。《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已经用孩子和秘密地点把真实战争变成一种冒险；“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则用不可能的人物状态处理现代人的分裂、不完整与疏离。到了《阿根廷蚂蚁》和《烟云》，他又把最普通、最写实的生活推到接近寓言的位置。

卡尔维诺把《阿根廷蚂蚁》《烟云》以及《房地产投机》放进“艰难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三篇故事都悲惨，而是它们都写人在战后现实中的困难位置。政治理想没有自动解决住房、土地、工业和城市问题；现代化也没有只带来进步，它不断创造新的依赖和矛盾。主人公没有史诗性的行动空间，只能在租房、工作、邻里、机构和环境之间寻找一块勉强可以站立的地方。

后来《马可瓦尔多》中那个在城市里不断寻找自然痕迹的小工人，也可以放在这条线上理解。自然在现代城市里没有完全消失，却总以被广告、污染、消费和劳动重新塑造过的样子出现。卡尔维诺写树木、蘑菇、动物和季节，不只是为了赞美自然；他更在意人的眼睛还是否能够看见它，以及人看见以后又会做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烟云·阿根廷蚂蚁》处在卡尔维诺创作中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它们没有《我们的祖先》那样显眼的幻想设定，也没有《看不见的城市》那样精密的结构，却已经把现实压缩成一个可以反复观察的形象。蚂蚁和烟云既是物质，又像思想；既属于环境，也进入人的语言和行为。卡尔维诺后来擅长的那种轻盈，并不是把现实写轻，而是为沉重的现实找到一个准确、可以移动的形式。

序言其实是一场批评与答复

这本书的序言需要稍微说明一下来历，因为它并不是卡尔维诺在 1958 年写给普通读者的一篇导读。

1963 年，评论家兼编辑马里奥·博塞利在文学刊物《新潮》上发表文章，从语言和文体角度分析《烟云》。卡尔维诺随后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1964 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1965 年《烟云》和《阿根廷蚂蚁》合刊时，这场讨论同卡尔维诺为新版本所写的说明一起，构成了后来版本中的序言材料。

所以，卡尔维诺面对的不是一封简单的“读者批评信”，博塞利也不是随意表达喜欢或不喜欢的普通读者。他提出的是一种正式的文学批评：小说的语言是否同它描写的灰暗世界一样灰暗、单调？叙事是否缺少传统故事的行动？那些不断出现的描述和议论，究竟属于怎样的文体？卡尔维诺的回信，则是在同一个认真阅读过文本的人讨论：批评应该怎样从具体的句子走向对整部作品的判断。

卡尔维诺并没有先用“作者最懂自己的作品”压住对方。相反，他从方法谈起：当批评者发现一种文体特征时，需要继续判断它究竟属于这一篇小说、这个作家、某个文学流派，还是整个时代。比如说《烟云》使用“传统句法”，并不足以说明它同其他作品的区别；把语言笼统地概括成灰色，也会忽略同一页文字内部不同的密度和方向。

他承认，《烟云》的某些部分确实接近当时意大利文学中一种朴素、克制、灰暗的语言传统，可以让人想到莫拉维亚、帕韦塞、卡索拉、纳塔利娅·金兹堡等作家的某些作品。但他又认为，小说的语言并不是从头到尾保持同一种灰色。它会从口语进入批评性的议论，再转向带有抒情色彩的景物；有些地方写得密集，物体和污迹都被细细辨认，有些地方却突然变得稀薄、开阔。

卡尔维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页文字不应该被看成一整块质地均匀的塑料，而更像木头的横切面，其中有纹理、年轮和方向。阅读时如果只得到“整篇都很灰”的印象，就会错过文字怎样一会儿接近污染，一会儿又同污染拉开距离。

这也引出他最重要的反驳。如果小说的语言本身完全陷入灰暗，它就无法一次次把事物判断为灰暗、肮脏和破败。能够说“这里是灰的”，意味着叙述中仍然存在一个观察和判断的位置。这个位置未必干净，也未必高尚，却没有同环境完全重合。

因此，卡尔维诺认为，《烟云》的主题不是灰暗本身，而是一个人与灰暗之间的关系。小说真正记录的，是叙述者怎样看污染、怎样利用污染解释自己，又怎样在别人身上发现不同的相处方式。写烟云只是起点，通过烟云显露出来的人才是作品的主体。

他对“小说没有故事”的回答也相似。《烟云》确实不是一部依靠连续事件推进的传统小说，但它仍然有一种抒情—象征性的叙事：一个人在不同人物之间移动，逐渐看见人同历史、社会和自身处境之间可能形成的多种关系。情节没有消失，只是从“发生了什么”转向“关系怎样改变”。

卡尔维诺还承认，小说里藏着一篇没有完整写出来的论文。他原本可以直接讨论工业社会、知识分子和污染，却把论证拆散，让它以观察、对话、反复出现的意象和轻微的讽刺留在故事中。叙述者似乎选择了消极和污浊，把它们当作一种清醒；小说的反讽又不断拆解这种自我解释，不让他的姿态轻易成为作者的结论。

我很喜欢这封回信的地方，是卡尔维诺虽然解释得极其细致，最后仍然保留作品可能失败的空间。他会说自己的意图是什么、句子怎样组织，却不因此宣布所有读者都必须接受他的解释。作者的说明是一份重要证据，不是终审判决。序言因此最好在读完正文以后再读：先让小说在自己身上形成感觉，再看卡尔维诺怎样把它拆开，可能比直接拿着作者答案去验证每一段更有意思。

不要急着决定它们“象征什么”

知道两篇作品具有寓言性以后，很容易开始做一一对应：蚂蚁是不是资本主义，烟云是不是工业社会，除蚁机构是不是官僚主义，某个人物又代表哪个阶级。这样的解释未必全错，但如果太早确定答案，小说反而会变窄。

卡尔维诺曾特别提醒，不要把《阿根廷蚂蚁》简单理解成资本主义的寓言。原因不是作品没有社会意义，而是蚂蚁首先真的存在。它们有自己的身体、路线和生活方式，也确实进入过作者家的花园。文学的力量正来自这个现实没有被抽空：蚂蚁可以引出象征，但不会为了配合象征而停止做蚂蚁。

《烟云》也一样。污染当然同工业制度有关，可小说并不只问“谁制造了污染”，还问不同的人为什么需要用不同方式理解污染。有人靠接近污浊确认自己的诚实，有人靠清洁维持尊严，有人用专业术语获得权威，也有人只能把它当作每天需要擦掉的一层灰。这些关系比一张固定的象征对照表更复杂。

因此，阅读时与其问“蚂蚁和烟云分别代表什么”，不如先问：

• 谁声称自己站在问题外面，他真的在外面吗？
• 谁在试图清除问题，谁又因为问题而获得位置？
• 一个人的洁净究竟是物理状态、社会身份，还是对自己的道德想象？
• 当灾害无法消失时，适应是生活能力，还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投降？
• 叙述者看见了别人的自我欺骗以后，是否也看见了自己的？

这些问题不要求两篇小说给出共同答案。它们的相似之处，恰恰是都不安排一场彻底的净化。卡尔维诺给出的不是战胜污染的方法，而是一组人在污染中留下的姿态。有人可笑，有人可敬，多数人则同时带着一点清醒和一点自欺。

我准备怎样读这本书

中译本把《烟云》放在前面，但我准备按照作品发表时间，先读 1952 年的《阿根廷蚂蚁》，再读 1958 年的《烟云》。这样可以先从圣雷莫的住宅和花园出发，再进入经济奇迹时期的工业城市，也能看见卡尔维诺怎样把一个具体、私人、几乎来自童年的麻烦，逐渐改写成更抽象的现代处境。

两篇正文读完以后，我会再回头读序言。序言中的卡尔维诺已经比写作时多了六年，也更清楚自己在意什么；但那是一次事后的自我阅读，不是进入小说前必须服从的说明书。先读正文，可以保留自己的困惑；后读序言，则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同作者的分析放在一起比较。

开始阅读时，我准备记住的不是一长串意大利历史，而是一个简单的坐标：阿根廷蚂蚁背后是全球植物贸易、现代园艺和卡尔维诺真实的家庭经验；烟云背后是战后工业化、城市扩张和经济奇迹的代价。一个从自然进入社会，一个从社会变成自然，最后都渗入人的日常生活。

我也准备反复观察叙述者同环境之间那一点不断变化的距离。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比别人清醒，什么时候主动接近肮脏，什么时候又暴露出逃离的愿望？如果卡尔维诺说得对，小说真正的主题就不悬浮在烟云或蚂蚁之上，而藏在这段距离里。

也许这两篇小说最终不会告诉我们怎样生活在一个干净的世界里。它们更想问的是：当世界已经不干净，我们凭什么相信自己是干净的？

资料来源

• Italo Calvino 官方网站：《烟云·阿根廷蚂蚁》：两篇作品合刊的结构和主题说明。
• 剑桥大学出版社：Italo Calvino and the Landscape of Childhood 试读章节：《阿根廷蚂蚁》的写作时间、圣雷莫蚁害及卡尔维诺童年经验。
• IUCN 全球入侵物种数据库：Linepithema humile：阿根廷蚂蚁的原生范围、群落结构和生态影响。
• 卡尔维诺官方网站：Biography与圣雷莫卡尔维诺路线：第 25 站：卡尔维诺父母的科学背景，以及埃娃·马梅利参与蚁害研究的资料。
• 意大利银行：20 世纪 50 年代与都灵博物馆：经济奇迹：战后意大利经济增长和都灵工业化背景。
• 卡尔维诺作品书目数据库与热那亚大学卡尔维诺文学地图：卡尔维诺致马里奥·博塞利的信及两篇小说的结构关系。
• 豆瓣读书：《烟云·阿根廷蚂蚁》：中译本的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