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之前:卡尔维诺、抵抗运动与一个孩子眼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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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之前:卡尔维诺、抵抗运动与一个孩子眼中的战争

我为什么需要这份阅读地图

我准备开始读《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时,才发现自己虽然读过一些卡尔维诺,却并不了解这本书背后的意大利。我大概知道墨索里尼、法西斯和意大利抵抗运动这些名字,但它们在时间上怎样连接,德国人为什么会占领自己的盟国,意大利人又为什么会在同一片土地上互相作战,我其实说不清楚。

如果带着一个很模糊的“二战反法西斯小说”印象直接开始读,很多地方都容易被压平。小说中的德国军人、意大利法西斯、逃兵、游击队、共产党人和普通贫民并不处在一条简单的敌我分界线上;人物的粗俗、混乱和政治上的一知半解,也不是作者写得不够“正面”。它们都来自 1943 年以后意大利极其特殊的处境。

所以这篇文章不是读后感,也不准备提前解释情节。我只想在阅读之前先弄明白三件事:小说中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战争,卡尔维诺为什么会成为游击队员,以及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写自己,反而让一个孩子带我们进入成人的战争。

还有一个需要提前分清的时间差:现在很多版本收入的著名序言,是卡尔维诺在 1964 年为再版所写,而小说初版于 1947 年。写小说的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回头解释它的,则是已经写完“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意大利童话》,并且离开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熟作家。序言中因此一直有两个卡尔维诺:一个试图回到当年的声音,另一个不断怀疑、修正甚至反驳年轻时的自己。它不是创作当年的宣言,而是一场迟到了十七年的自我审问。

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崩溃到抵抗运动与小说出版的时间线
Fig. 1. 理解小说所需的关键历史时间线,根据本文资料整理。

1943 年 9 月 8 日:意大利发生了什么

理解这本小说,最重要的日期不是 1939 年战争爆发,而是 1943 年 9 月 8 日

事情要从更早一点说起。1922 年,墨索里尼在“向罗马进军”之后受命组阁。接下来的几年里,法西斯党逐步摧毁议会民主和政治反对派,建立一党独裁。它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的舞台,还包括学校教育、青年组织、媒体、秘密警察、公共仪式和无处不在的领袖崇拜。卡尔维诺出生于 1923 年,几乎是在法西斯政权成长的同时长大。对他这一代人来说,法西斯不是后来才学到的政治概念,而是从童年一直延伸到青年期的社会空气。

1940 年,意大利加入轴心国一方参战。但意军在希腊、北非等战场接连受挫,战争越来越依赖德国。1943 年 7 月,盟军登陆西西里;7 月 25 日,法西斯大委员会转而反对墨索里尼,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将他罢免并逮捕,任命巴多利奥组织新政府。

许多意大利人以为墨索里尼倒台就意味着战争结束,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巴多利奥政府公开宣称继续与德国并肩作战,私下却同盟军谈判,并于 9 月 3 日签署停战协议。9 月 8 日停战消息公开时,政府没有给军队留下清晰、统一的应对命令。德国早已为意大利可能退出战争准备了“轴心行动”,随即解除大量意大利部队的武装,占领北部和中部。国王与巴多利奥政府逃往南方,国家的军事和行政体系几乎在几天内瓦解。

9 月 12 日,德军从拘禁地救出墨索里尼。随后,墨索里尼在德国支持下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注意这和社会主义没有一点关系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简称 RSI),因为政府机构主要设在加尔达湖畔的萨洛,也常被称作“萨洛共和国”。它名义上是一个重新革命化的法西斯共和国,实际上严重依赖德国军队和占领体系。

于是,意大利突然出现了一个很难用普通“对外战争”描述的局面:

  • 南部是国王—巴多利奥政府与不断北上的盟军;
  • 北部和中部是德国军事占领以及依附德国的 RSI;
  • 各地反法西斯政党、逃兵、拒绝征召的青年和地方武装开始组织抵抗;
  • 原本属于同一支国家军队、甚至来自同一座城市的意大利人,可能站到彼此对面。

这就是为什么小说里的敌人不只是德国人。抵抗者也在与为 RSI 效力的意大利法西斯武装作战,“纳粹—法西斯”(nazifascisti)这个并称,正是把德国占领者和本国协作者联系在一起。德军占领、法西斯复辟、盟军推进、国家分裂与地方抵抗同时发生,战争因此向内折叠成了一场内战。

1943 年 9 月意大利军事行动与政治控制区域地图
Fig. 2. 1943 年 9 月意大利的军事与政治分裂局面。图源: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历史学家克劳迪奥·帕沃内后来用三个彼此重叠的层面分析 1943—1945 年的抵抗:它是反对德国占领的爱国战争,是反对 RSI 法西斯的内战,对一部分左翼抵抗者而言,同时还是希望改变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阶级战争。这个框架很适合用来理解小说为什么总有一种不稳定感:人物并不只是在“意大利与德国”之间选择,他们还在回答未来的意大利应该是什么、自己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阅读时最好先放下一个过于熟悉的类比:这不是“中国式抗日战争题材”的意大利版本。两者都有反占领斗争,但意大利此前是德国的盟友,1943 年又经历了政权崩溃、停战、军队解体和国家分裂。一个人昨天可能还穿着国家军队的制服,今天便要决定接受 RSI 征召、躲藏、越过战线,还是“上山”加入游击队。阵营的界线具有历史上的明确意义,但人走到界线两边的过程,却可能充满偶然、犹豫和混乱。

“上山”意味着什么

“上山”听起来像一个地理动作,在 1943 年之后却常常等于一次政治选择。

国家军队解体以后,青年男性会遇到非常具体的压力。RSI 重新征兵,不接受征召可能意味着躲藏、被捕,甚至连累家庭;加入抵抗,也不等于马上找到一支装备完整、目标统一的正规部队。很多人依靠朋友、亲属或地方关系,先进入离自己最近、组织能力最强的队伍,再在战斗与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政治认识。

所谓“意大利抵抗运动”也不是一支从中央到地方整齐复制的游击队。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CLN)是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等反法西斯力量的政治协调机构,不是一个单独政党,也不是一支军队。具体的武装组织包括共产党推动建立的加里波第旅、同正义与自由运动关系密切的队伍、社会党系统的马泰奥蒂旅、天主教和自由派部队,以及政治归属更独立的地方武装。它们在反对德国占领和法西斯复辟这一目标下合作,但组织方式、政治理想和对战后社会的想象并不相同。

卡尔维诺所在的加里波第旅以 19 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命名,是抵抗运动中人数多、分布广、组织较强的一套游击武装。它由意大利共产党主导,却不能简单理解成“所有成员都是成熟的共产党员”。有人因为认同共产主义加入,有人因为朋友已经在那里,有人只是发现这支队伍离自己最近、最能提供武器与组织,也有人对那些政治词语并没有清楚概念。

这也解释了小说中游击队为什么会有一种强烈的“杂牌感”。山地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连续冲锋,而是移动、隐藏、找食物、传递消息、修理武器、同农民交涉、躲避扫荡,以及处理无聊、恐惧、争吵和内部纪律。队员可能是工人、农民、学生、逃兵和城市边缘人,受教育程度、战斗经验与政治认识差别很大。缺少食物和武器不是背景装饰,而是塑造群体关系的日常条件。

因此,人物粗俗、吹牛、怯懦、争风吃醋或者说不出完整的政治理由,并不自动构成对抵抗运动的否定。相反,卡尔维诺真正感兴趣的正是:如果参加历史的人都不完美,历史的正当性是否还成立?如果一个人并不先是英雄,他能否在行动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选择”由此成为理解这一代人的核心词。那不是坐在安全环境里比较完全部资料以后做出的判断,而是在命令含混、危险逼近、朋友和家庭都可能受牵连时迈出的一步。偶然会影响一个人走进哪一支队伍,却不意味着选择毫无道德重量。小说的困难,也就在于它既承认偶然,又不愿因此把抵抗者与法西斯协作者说成“反正都一样”。

卡尔维诺为什么成为“圣地亚哥”

卡尔维诺 1923 年出生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Santiago de Las Vegas),两岁时随父母回到意大利,在利古里亚海岸城市圣雷莫长大。父亲马里奥是农学家和热带植物专家,母亲埃娃·马梅利是植物学家。这个家庭世俗、反教权,有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家中更尊重科学研究,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强调的军事、仪式和集体狂热。

但卡尔维诺后来回忆,自己早年的反法西斯更多是一种气质和品味上的拒斥。他厌恶法西斯庄严又可笑的姿态,厌恶军国主义,却还没有完整的政治理论。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倒台后,他参与过自由主义学生圈子;9 月局势突变以后,他逐渐靠近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在当地的反法西斯力量中显得最积极、最有组织。

他拒绝 RSI 征兵,曾经躲藏并从事学生宣传。根据 Treccani 的卡尔维诺传记,1944 年 6 月,他加入第九加里波第旅“费利切·卡肖内”系统的一支队伍,给自己选择的战斗化名正是 Santiago——他的出生地。队伍后来经历过战败、解散和重新编组;他也曾同弟弟进入不同地方武装,最后在 1945 年 2 月至 4 月间参加加里波第第二突击师“费利切·卡肖内”的战斗。

“费利切·卡肖内”并不是抽象的部队编号。卡肖内是利古里亚当地的医生和反法西斯活动者,1943 年 9 月以后组织了因佩里亚一带较早的游击队,1944 年 1 月阵亡,后来成为当地抵抗运动的重要象征。ANPI 的人物资料中仍能看到这段区域性记忆。卡尔维诺加入以他命名的部队,意味着小说中的山路、称呼和队伍关系都与一片非常具体的地方经验相连。

1944 至 1945 年间行军中的意大利游击队员
Fig. 3. 1944—1945 年间行军中的意大利游击队员。图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利古里亚的地形同样重要。圣雷莫在旅游想象里是赌场、棕榈树、酒店和海岸别墅,卡尔维诺记住的却是另一张地图:旧城狭巷、河床、葡萄梯田、荒废的橄榄园、骡道、松林与栗树林。这里的海岸城市背后很快就是陡峭丘陵和通往阿尔卑斯南端的山谷,城市、乡村与山地之间可以迅速切换,既适合隐藏、伏击和撤退,也天然形成一条冒险故事的路线。

在小说里,地理并不是静止的背景布,而是一台叙事机器。城市聚集了贫困、性、闲言碎语和成人的秘密;山地意味着武器、政治、共同体与危险;孩子私藏秘密的地方,则试图在二者之外保留一个不受成人控制的世界。狭巷—郊外—梯田—树林—山地,每换一个空间,主人公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也在改变。

不过,参加过抵抗运动并不意味着卡尔维诺写的是一本变形回忆录。序言里他说自己尝试过第一人称游击队故事,但只要“我”站到前面,叙述就容易变得多愁善感、庄严和说教。他需要把自己从小说表面移开,才可能重新接近经验。于是,真实的地形、声音、伙伴和情绪仍然保留,承担视角的却变成一个与作者社会出身完全不同的孩子。

小说中也有真实人物留下的影子。政委金姆与指挥员费里拉,分别同卡尔维诺的游击队伙伴伊瓦尔·奥多内和朱塞佩·维托里奥·古列尔莫有关。知道原型并不是为了逐一对号入座,而是为了理解:小说里关于人为什么战斗、没有制服和旗帜的人如何形成共同体的讨论,并非作者后来附加的哲学题,而是从青年人的真实争论中长出来的。

为什么不写英雄,却让一个孩子站在中央

卡尔维诺面对抵抗运动这个过于巨大、严肃、又离自己太近的题材时,没有从正面冲进去,而是选择从侧面进入。这个侧面就是孩子。

儿童视角并不会让战争变简单,反而制造了一种持续的认知落差。成人世界里的性、政治口号、武器、忠诚与背叛,在皮恩眼里都是半懂不懂的秘密。他能看到物件、动作、表情和身体感受,却无法把它们整理成完整的意识形态说明。读者常常比他多明白一点,但也不能获得一个全知全能的历史讲解员。

这种有限视角至少产生三种作用。

第一,它防止小说变成政治课本。皮恩不会替作者总结哪种主义正确,也没有能力把每个人放进一张政治光谱。他听见成人说话,会误解、模仿、取笑或者把词语同自己的经验硬接在一起。政治因此先表现为语气、绰号、恐惧和权力关系,然后才可能成为概念。

第二,它让已经被成人语言说熟的战争重新变得陌生。一把手枪既是武器,也是进入成人世界的通行证;大人的性与暴力都带着秘密权力;游击队既像历史力量,也像一群有古怪规则的冒险人物。童话和残酷不是互相抵消,而是同时出现在孩子尚未完成的理解中。

第三,儿童视角允许卡尔维诺避开一个很容易出现的主人公:受过教育、政治上逐渐觉醒、经历与作者相似的青年知识分子。那种人物当然可以写,却会把小说重新拉回自传,也容易让作者在人物身上安放正确答案。皮恩来自城市底层,对成人世界既渴望又不信任;他无法代表作者,作者也不能毫无阻力地借他说话。

这并不是儿童文学。恰恰因为皮恩不能完全理解,性、孤独、暴力和被共同体排斥的感受才更加刺眼。阅读时不必急着纠正他的理解,而可以先观察:他究竟听懂了什么,误解又替他保护了什么。

比儿童视角更尖锐的,是卡尔维诺故意不写“最好的一批游击队员”,而去写那些不够体面、缺乏纪律、政治认识模糊的人。这个选择来自战后的一场双重论战。

一边是保守舆论对抵抗运动的反攻。战争结束、社会秩序恢复以后,一些人把青年犯罪、社会混乱和制度困难归罪于游击队文化,用抵抗者中确实存在的暴力、粗野和私人欲望暗示:他们原本就不是什么英雄。卡尔维诺的回应很反常。他没有挑出最光辉的人物来证明对方错误,而像是顺着对方的指控继续追问:即使写最边缘、最糟糕的一群人,他们在关键时刻的互助、拒绝压迫与投身行动,是否仍然具有历史意义?

另一边则来自左翼文化内部。文学被期待塑造政治立场清楚、道德方向正确的“正面英雄”,仿佛人物只有完成觉悟之后才值得进入小说。卡尔维诺当时已经是共产党人,却对这种指导文学的压力非常敏感。对他来说,文学更应该写意识怎样生成,而不是把已经准备好的结论贴到人物身上。

于是,这本小说既不粉饰抵抗者,也不把他们的缺点当作取消抵抗正当性的证据。一个人可以粗俗、可笑、胆怯、带着私欲,却仍可能在历史的压力下作出重要选择。反过来,双方都经历恐惧、愤怒和杀戮,也不意味着政治意义完全相同。判断暴力不能只比较动作表面,还要看一个人为什么拿起武器、站在谁的一边,他的行动是在维护占领与法西斯复辟,还是试图结束它。

这里没有舒服的圣徒叙事。卡尔维诺既相信抵抗运动“站在历史的解放一边”,又知道这句话不能免除具体的人面对自己的残酷、错误和责任。去神话化并不等于取消差异,承认人的不纯粹也不等于放弃判断。我觉得这大概是阅读这本小说最需要守住的平衡。

为什么它既现实又像童话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经常被放进意大利文学“新现实主义”的谱系。中文读者听到这个词,往往先想到罗西里尼、德·西卡、街头实景、非职业演员和战后贫困。文学与电影确实共享对战争、普通人与社会现实的关注,但卡尔维诺在 1964 年序言里反复强调:新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套所有人照着执行的写作纲领。

战争刚结束时,他记得火车车厢、廉价饭馆、商店门口到处有人讲故事。每个人都急着说自己经历过什么、听说过什么,事实、传闻、夸张和笑话混在一起;讲述者模仿口音和表情,让故事变得惊险、恐怖或者滑稽。作者与读者拥有一批刚刚发生的共同经验,时代的声音一度比单个作家的声音更响。这种公共叙事冲动,才是卡尔维诺理解的战后文学起点。

所以小说并不是冷静的历史记录。真实经验一旦进入讲述,已经在变形:有人删掉无聊的等待,有人放大战斗和笑话,有人把熟人变成传奇或漫画人物。卡尔维诺吸收的正是这种“刚从现实里冒出来、却已经开始成为故事”的能量。

语言也参与这种变形。20 世纪中期的意大利,标准意大利语与各地方言之间的距离比今天更明显。对许多家庭而言,方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标准意大利语则属于学校、行政和书面文化。地方词、口语句法、粗话和俗谚因此不是给现实主义贴上的装饰,它们会直接标出社会距离:谁受过教育,谁来自城市下层或山村,谁熟练使用政治术语,谁只能借身体经验和比喻理解世界。

中文翻译很难完整保留方言之间的地理差别,但阅读时仍可留意人物语气的粗细、句式和用词。尤其不要把所有政治词语都当作作者的直接意见——很多时候,那只是某个人物试图在群体中确立位置的说话方式。

卡尔维诺甚至说,战后这批写现实最起劲的年轻作者,其实是“最顽固的形式主义者”。这句话看似矛盾,意思却很直接:现实不会自动成为文学。战争经验越强烈,越需要新的句子速度、口语节奏、视角和结构来承受。人物、风景、政治宣言、武器、性与骂人话都只是颜料,真正完成一幅画的仍然是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里会出现近似漫画或面具的怪诞人物。卡尔维诺后来觉得,与其把这种写法叫新现实主义,不如说它带着“新表现主义”色彩:人物不是被客观地复制,而是在夸张和扭曲中让欲望、暴力和社会压力显形。成熟后的卡尔维诺对此又有懊悔——真实的伙伴比文学面具更温暖、更复杂,年轻作者为了让他们承担意义,可能把他们写窄了。序言因此不只是在解释作品,也在追问文学改造真实人物时付出了什么代价。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与威尔加、维多里尼、帕维瑟、海明威、巴别尔和史蒂文森的文学联系
Fig. 4.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文学来源不是单线的“新现实主义”,而是地方语言、战争经验与童话冒险等传统的叠加。

在现实主义之外,至少还有几条文学线索值得带进阅读。

维多里尼的《人与非人》把米兰城市抵抗写进小说,也让刚下山的年轻人意识到“我们的经验可以成为文学”;帕维瑟既是 Einaudi 出版社的重要编辑,也是最早从这本小说中看见“童话质素”的人。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和早期短篇提供了山地战斗、队伍生活与简洁叙事节奏的范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则展示了作家怎样在认同革命历史意义的同时,不遮蔽暴力、身体和知识分子的道德不安。

最容易被忽略的或许是史蒂文森。卡尔维诺一方面想写属于自己的抵抗小说,一方面又想写《金银岛》那样的冒险故事。孩子、武器、树林、秘密地点、成人世界的谜,以及寻找同伴和归属的冲动,都可以从这条线索重新理解。童话性并不是逃离历史,而是卡尔维诺组织历史经验的方法。

这几条线放在一起,小说的“不整齐”就不再只是年轻作者控制力不足。纪实、口述故事、政治讨论、怪诞漫画和少年冒险原本就在争夺同一本书。卡尔维诺后来最精确、轻盈、几何化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他一生都会处理的几个问题已经在这里:怎样从侧面接近一个巨大的现实,怎样用有限视角制造距离,怎样让现实与幻想不互相取消。

还有一处阅读时可以提前有心理准备:第九章会出现明显的理论性停顿,政委金姆承担了许多关于愤怒、阶级、阵营与历史意义的思考。这种节奏变化不是翻译造成的,卡尔维诺多年后也承认它同前后部分不完全统一,甚至有人建议他删掉。但他最终保留了它,因为年轻时无法放下的思想问题,需要在小说中找到一个容器。把这一章看成插在叙事中间的一小段序言,或许比要求它同其他章节一样流畅更合适。

我准备带着什么问题开始读

做完这些背景功课以后,我反而不想把每个历史名词都带进正文逐一核对。更好的办法可能是先记住一个简单坐标:这是一个国家已经投降、北方却被德军占领,法西斯政权又以 RSI 形式复活以后发生的故事;抵抗运动有明确的历史方向,但参与者并不整齐,也不天然高尚。

然后把作者暂时想象成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而不是后来写《看不见的城市》和《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文学大师。他刚经历游击战,刚进入都灵和 Einaudi 的文学圈,正在寻找一种能承受记忆的语言。小说里生涩、用力、风格忽然变化的地方,也许正是这段寻找留下的痕迹。

阅读时,我准备反复问自己五个问题:

  1. 皮恩真正寻找的是一个政治答案,还是一个能够进入并理解他秘密世界的人?
  2. 武器、性与“大人的秘密”为什么不断靠近?它们在儿童眼里分别代表怎样的成人权力?
  3. 游击队这个共同体靠什么勉强维系:政治信念、友谊、恐惧、贫困、偶然,还是某种更原始的互助冲动?
  4. 叙事什么时候像纪实,什么时候突然转成童话、冒险或怪诞?这种变调让哪些东西变得更清楚?
  5. 当人物并不纯洁、甚至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时,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仍可能具有历史和道德意义?

如果读到某个地方觉得“很真实,却又像童话”“人物很可笑,却不能简单嘲笑”“作者相信抵抗的正义,却拒绝把游击队写成圣徒”,那大概不是小说摇摆不定,而是它真正想保留下来的张力。

我想带着这种张力开始读,而不是带着一套已经完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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