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阿根廷蚂蚁》：生活在无法清除的困境里

这是卡尔维诺的两篇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发表于 1952 年，《烟云》发表于 1958 年。在 1958 年的《短篇小说集》中，它们已经被放在同一部分“艰难的生活”里；1965 年，卡尔维诺又把它们单独抽出来合成一册。他认为两篇作品有相似的结构和道德意味。

我是先读的《阿根廷蚂蚁》。第一次读完，我觉得它很像一篇日记：一家人搬进一栋新房子，发现蚂蚁无处不在，于是去询问邻居，尝试各种办法，最后又去找专门负责灭蚁的机构。事情都很琐碎，甚至有些纪实。但我又一直觉得，卡尔维诺一定不只是在写蚂蚁。既然这篇小说这么像一则寓言，那么阿根廷蚂蚁一定在映射什么，背后一定藏着一个需要被我找出来的答案。

小说很短，我查了一番背景，又读了第二次。重读以后，我的想法反而发生了变化：它当然有寓言意味，但我不再觉得阅读它的任务，是把蚂蚁替换成资本主义、官僚主义或者其他某一个更大的名词。卡尔维诺首先描述了一种真实存在的困境，然后把不同的人放进困境里，看他们怎样解释它、抵抗它，又怎样同它一起生活。

下面会谈到两篇小说的具体内容。

蚂蚁首先就是蚂蚁

阿根廷蚂蚁不是卡尔维诺为了写寓言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它们真的在意大利利古里亚海岸泛滥，也真的进入过卡尔维诺一家生活的花园。他的父母都是植物学和农学领域的研究者，母亲还参与过当地的蚁害研究。卡尔维诺后来甚至把《阿根廷蚂蚁》称作自己写过的最现实主义的作品。

知道这些背景以后，小说里那些近乎荒诞的情节并没有因此变得不再荒诞，反而更有意思了。原来文学并不需要先发明一个象征，再给它套上现实的外壳。现实本身已经足够奇怪：一些从南美洲随着贸易和植物运输来到欧洲的小虫子，钻进房屋、花园和土地；人们成立机构、研究药剂、发明办法，却始终不能把它们彻底清除。

蚂蚁当然可以继续生长出许多含义。它们数量太多，没有一个可以被正面击败的中心；踩死眼前的几只，也不会让整个蚁群受到影响。它们不断越过墙壁、地板和家具的边界，把一个家庭以为属于自己的空间变得不再可靠。但这些意义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蚂蚁首先是真的蚂蚁，它们按照自己的路线爬行，并不负责配合读者完成一张整齐的象征对照表。

我第一次读时总问“蚂蚁代表什么”，其实是太急着让小说给出结论。第二次读时，我更愿意先看蚂蚁经过以后，每个人显露出了什么。

困境里没有统一的受害者

叙述者一家刚搬来时，还相信蚁害是一个可以解决的意外。他们想找到原因，也想知道哪一种办法有效。可是问过周围的人以后，他们得到的不是一个共同答案，而是一组彼此冲突的经验。

有人每天清扫、喷药、堵住缝隙，像进行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有人坚信自己的方法已经奏效，即使蚂蚁仍然在房间里出现；有人把责任推给邻居，仿佛只要证明蚂蚁来自别人家，自己的生活就仍然是干净的；也有人已经习惯它们，把蚂蚁当成天气一样的存在。每个人都在受害，却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彼此信任的共同体。

我觉得小说写得很准确的地方就在这里。面对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并不会自动产生一致行动。相反，困境会把每个人原有的性格、利益和自我解释放大。越是无法真正解决，越需要证明自己的办法比别人的有效，或者证明自己遭受的问题没有别人严重。

那些灭蚁方法有没有用，慢慢变得不再只是一个可以验证的事实，还关系到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如果承认药剂没有效果，就等于承认自己此前的努力都是徒劳；如果承认整个地区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也就很难继续相信自己家的问题只是邻居不够勤快。

阿根廷蚂蚁没有统一所有人，反而让每个人更加孤立。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蚁害中，却各自守着一套关于蚂蚁的理论。

阿根廷蚂蚁斗争局在斗争什么

小说里最讽刺的存在，是专门负责灭蚁的阿根廷蚂蚁斗争局。它有办公室，有负责人，有一套关于蚂蚁和药剂的专业说法。它的出现似乎说明，蚁害终于不再只是各家各户的麻烦，而被当成了一个需要公共处理的问题。

可是斗争局的方法始终没有让蚂蚁消失。在居民眼里，它投放的东西甚至更像是在喂养蚂蚁。负责人仍然可以解释为什么办法需要时间、为什么眼前出现更多蚂蚁不等于失败。机构拥有的知识并没有终结问题，反而让失败也可以被重新解释成计划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读时，很容易把斗争局理解成一个单纯无能甚至故意作恶的官僚机构。第二次读时，我觉得事情可能更麻烦。斗争局未必完全没有做事，公共治理也不可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毫无意义；真正的讽刺在于，它已经在蚁害内部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位置。只要蚂蚁仍然存在，它就有继续运行的理由；而它不断运行，又可以证明社会正在处理问题。

于是“消灭蚂蚁”慢慢变成了“管理蚂蚁”。办公室、药剂和专业语言都可以持续下去，蚂蚁也持续下去。问题没有被否认，却在被承认和处理的过程中获得了另一种稳定性。

这比揭露一个坏人更让我不安。因为没有谁需要公开希望蚂蚁永远存在，整个系统也可能自然地走到这一步。

主动走进烟云的人

读完《烟云》，我很快就明白了卡尔维诺为什么会把它同《阿根廷蚂蚁》放在一起。两篇小说都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来到一个陌生环境，发现某种东西无处不在，又在寻找原因和办法的过程中遇见一群对它有不同态度的人。蚂蚁变成了烟尘，灭蚁机构变成了宣传“净化”的刊物，住宅和花园也变成一座工业城市。

但《烟云》的叙述者比《阿根廷蚂蚁》中的一家人更复杂。他并不是刚刚发现污染、急着摆脱污染的人。他来到城市以后，甚至主动选择一种灰暗、肮脏的生活。他为一份名叫《净化》的刊物工作，住在落满灰尘的房间里，看着烟云进入街道、衣服和人的身体。

他似乎觉得，接近污浊比保持洁净更诚实。别人还在相信进步、体面和正常生活，他却愿意承认世界本来就是灰暗的。只要自己不再要求生活干净，也就不会再被生活欺骗。消极在这里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也被他说成一种清醒。

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有时看见一个问题太复杂、又不知道怎样改变时，最容易做的就是先嘲笑那些还在努力的人。只要我比别人更早承认一切都没有用，就好像比他们看得更明白。可是这种“清醒”也很安全：它不要求我承担失败，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事情可以改变。

卡尔维诺没有把叙述者的态度直接当成自己的结论。小说不断让他看见其他人的生活，也不断拆解他关于自己的解释。他愿意待在烟云里，并不等于他已经理解了烟云；他看得见别人的自欺，也不等于他能看清自己的。

干净的人就在烟云之外吗

《烟云》中总有一些人，看起来可以穿过污染而不留下痕迹。他们的衣服、皮肤和生活节奏仍然是干净的，仿佛烟云只会落在另一些人身上。叙述者一方面被这种洁净吸引，一方面又怀疑它，因为它似乎属于一种不需要面对污染来源的生活。

可小说也没有简单地把“干净”写成虚伪，把“肮脏”写成诚实。一个人衣服洁净，不一定意味着他道德上有罪；一个人主动留在污染中，也不会因此天然比别人高尚。物理上的洁净、社会上的位置和一个人的道德姿态，并不能轻易画上等号。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小说后面关于洗衣女工的部分。她们居住和工作在烟云边缘，甚至可以说是在烟云之外，可她们的劳动没有同污染断开：她们每天都要接触城市送来的脏衣服。但她们和叙述者又不一样：叙述者把污浊变成一套解释自己的理论，她们却在做一件具体的事，把脏衣服洗净，再把白色的布匹晾起来。

这种清洁当然不能消灭整座城市的烟云，洗过的衣服也还会再次落灰。可它至少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也不是靠接近肮脏来证明自己清醒。它是一种有限、重复、可能很快又会被取消的行动。我觉得卡尔维诺在这里并没有突然给出乐观的答案，只是在叙述者的消极之外，留下了另一种可能。

小说中有一句话让我停留了很久：“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第一次看到时，我把它理解成只有亲自进入困境，才有资格谈论问题。现在再想，我觉得还需要补上后半句：生活在烟尘之中并不能自动带来认识。一个人也可能在里面习惯、麻木，或者把自己的无能为力包装成清醒。真正困难的是既承认自己无法置身事外，又不把身处其中当成放弃行动的理由。

两个负责净化的机构

《阿根廷蚂蚁》里有阿根廷蚂蚁斗争局，《烟云》里有宣传净化、反对污染的刊物。它们都使用一套正确的语言，也都把清除问题当作自己的职责。可它们同问题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

斗争局因为蚂蚁而存在。主持《净化》的负责人，同时又同制造烟云的工业企业纠缠在一起。污染者、治理者和受害者没有被整齐地分成三群人，而是处在同一张关系网里。负责批评污染的声音，可能依赖污染者提供的位置；负责消灭蚂蚁的机构，也可能已经适应了蚂蚁永远不会消失的生活。

我觉得卡尔维诺并不是想说所有净化机构都是骗局，或者公共治理注定没有用。如果问题已经扩散到整个地区，仅靠一个家庭勤快打扫当然更加无用。他真正讽刺的，是人们很容易把“已经建立一个处理问题的机构”误认为“问题正在被解决”。机构可以不断运转，报刊可以不断讨论，所有人也可以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产生污染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改变。

两篇小说因此都没有安排一场真正的净化。没有一种药剂彻底消灭蚂蚁，也没有一阵风永久吹散烟云。卡尔维诺把注意力从“怎样获胜”移到了另一件事上：当问题迟迟不消失时，哪些人开始依靠它生活，哪些人用它解释自己，又有哪些行动虽然有限，却仍然不愿意把适应当成解决。

相似的结构，不完全相同的困境

蚂蚁和烟云很相似。它们都细小、反复、无处不在，会进入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人没有办法指出一个明确的敌人，也很难找到完全不受影响的位置。两篇小说都让一个外来者逐渐认识环境，再通过他遇见的人，展示困境中的众生相。

但它们也不完全相同。《阿根廷蚂蚁》从家庭生活出发。蚂蚁不断闯进屋子，让私人空间失去边界。叙述者最初的愿望很实际：他只是想让妻子和孩子拥有一处可以安顿的住处。《烟云》面对的则是一座现代工业城市。烟尘不只是从外面侵入生活，它正是这座城市的生产和秩序制造出来的；叙述者一边厌恶它，一边又依赖它提供工作，并主动从它那里寻找关于自己的解释。

所以阿根廷蚂蚁更像是被现代社会搬运而来的自然，烟云则是现代社会制造出来、最后又像自然一样包围人的环境。一个让人看见所谓自然灾害背后也有人的历史，另一个让人看见人造的东西怎样慢慢变成无法逃开的天气。

它们共同描述的不是某一种具体制度，而是一种现代生活的困难位置：我们参与制造问题，也承受问题；我们希望有人负责解决，又可能满足于问题只是得到了管理；我们能看见别人适应环境时的可笑，却很难发现自己也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方式。

生活在无法清除的困境里

读完两篇小说以后，我已经不太想追问蚂蚁和烟云“到底”象征什么了。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更深的含义，而是因为任何一个固定答案都会把小说变窄。把蚂蚁直接换成官僚主义，把烟云直接换成工业社会，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内容，却会漏掉那些最有意思的人：他们怎样给自己找理由，怎样维护一点体面，怎样在徒劳中继续行动，又怎样把妥协说成清醒。

卡尔维诺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找到一个完全干净的地方。他甚至一直怀疑那些看上去不受污染的人，是否真的同污染毫无关系。但他同样没有赞美污浊，也没有把消极当作认识世界的最高姿态。

我现在觉得，“生活在烟尘之中”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它能证明一个人比别人更深刻，而是它让人无法再轻易声称问题只属于别人。我们都在蚂蚁经过的土地上，也都在呼吸烟云里的空气。承认这一点以后，仍然要分辨哪些办法只是在维持问题，哪些解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哪些行动虽然微小、重复，至少真的在尝试让某件东西变得干净。

两篇小说最后都没有胜利。蚂蚁还在那里，烟云也没有散去。但我觉得卡尔维诺留下的并不是绝望。他只是拒绝给出一场过于轻松的净化，让人先看清自己已经生活在什么里面。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站在远处说世界很脏，而是在无法置身事外的地方，仍然不把习惯当成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