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男爵》


《树上的男爵》 cover
《树上的男爵》

按照时间顺序,读到了《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的《树上的男爵》。这同样是一本轻盈畅快的小说:一个男孩爬到树上,不愿意下来,此后一辈子在树上度过。

三部曲的序言中,卡尔维诺说过:

“我尤其想请读者注意故事意象和情节所提供的道德课题。《分成两半的子爵》讨论了缺憾、偏颇、人性的匮乏;《树上的男爵》的题旨则包括孤立、疏远、人际关系的困顿;《不存在的骑士》探索空洞的形体以及具体的生命实质,自我建塑命运以及入世的意识,还有出世的全然撤离。除了以上这些基本要点之外,我不想再提供其它解释:因为读者必须以自己的意愿去解读这些故事──或许读者也根本不必费力解析故事,只要读了愉快就好──这样的读者反应,就让身为作者的我心满意足了。所以,不论这些故事被当成存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作品,被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康德主义的读法诠释,或者进入弗罗伊德还是荣格的方法分析,我都开心接受。毕竟,我想欣然指出:据我所知,光凭单单一支钥匙就想打开一切的锁,是不可能的事。”

但我读完以后,并没有太多感知到所谓的孤立、疏远和人际关系的困顿,感受到的反而是柯希莫那种独特而丰富、不流于世俗的生活道路。他不落俗套,却也没有沉沦:读书、打猎、恋爱、参与公共事务,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世界,着实让人佩服,甚至羡慕。

于是这本书留给我一个疑问:卡尔维诺说他写的是孤立,我读到的却是罕见的丰盈。是我读错了,还是这两件事本来就是同一件事?在回答之前,不妨先看看这本小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

1957 年:写在退党那一年的小说

这本书写于 1956—1957 年,出版于 1957 年,卡尔维诺当时三十三岁。这两个年份在他的传记里并不平静:1956 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年底又有匈牙利事件;1957 年,卡尔维诺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他后来解释得很清楚——“从一个党的角度去看待现实,不适合我的性情”。

把这句话和柯希莫放在一起看,会很有诱惑力:一个人爬到高处,从此按自己的角度看世界。但我觉得不必把小说读成退党宣言。真正被写进书里的,不是“我要离开”,而是一个更难的问题:一个人怎样既不服从某个既定立场,又不因此变成旁观者。柯希莫没有走进深山,他始终在村庄的上方、在人们够不着但看得见的地方生活。这是 1957 年一个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这本小说的形式。

同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6 年,卡尔维诺刚刚整理出版了《意大利童话》。他在几百个民间故事里泡了很久,熟悉了那种把抽象矛盾直接变成一个动作的叙事方法。《树上的男爵》的起点——“上树,再不下来”——正是童话式的:一个简单到近乎荒唐的决定,然后严格地承担它的一切后果。

1767 年:横跨启蒙、革命与复辟的五十年

小说给出了明确的日期:1767 年 6 月 15 日,柯希莫爬上了家里花园的树。这一年在中国是乾隆三十二年;在欧洲,则是启蒙运动的鼎盛时刻。故事发生在翁布罗萨——一个虚构的利古里亚海滨小镇,由柯希莫的弟弟比亚乔在多年以后追述。

这个日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全书获得了一条真实的历史轨道。柯希莫在树上活了大约五十年,他的一生依次穿过启蒙时代、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期和复辟。他与伏尔泰通信,向百科全书派的世界索取书籍和思想;拿破仑来到翁布罗萨,仰着头和树上的他聊天;俄国沙皇也曾经和他打过交道。这些片段有戏谑的成分,但也说明:柯希莫并不生活在童话的真空里,他生活在一个正在被观念改变的欧洲。

这条轨道还决定了小说后半部分的语气。革命来到翁布罗萨时,他是支持者;革命之后的官僚、征兵和复辟,又一次次让他失望。所以这本书不只是一个人的传奇,也是十八世纪那些理想在十九世纪如何落地的记录。

三种血脉:童话、哲理故事与鲁滨逊

这本小说的形式其实叠着好几种传统。

卡尔维诺自己给过一个提示:他建议把这本书和《爱丽丝漫游奇境》《彼得·潘》以及《吹牛大王历险记》放在一起读,说它出自“诗意与幻想的幽默”这一脉古典作品。这提醒我们不要用写实的标准去追问“一个人真的能在树上生活五十年吗”——问题不在于可能性,而在于这个不可能的前提能逼出什么。

第二条血脉是十八世纪的哲理故事,比如伏尔泰的《老实人》。先提出一个极端假设,再让它穿过战争、制度和日常生活,看看会显出什么。伏尔泰曾经问起柯希莫,是不是为了离天空更近才待在上面;得到的回答是:想看清大地的人,必须与它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全书的说明书。

第三条是鲁滨逊式的生存叙事。柯希莫在树上重新发明了住所、炊事、洗澡、打猎和贸易,这些细节的密度让幻想变得可信——和鲁滨逊在荒岛上数木板、记日子是同一种笔法。

最后还有一层来自卡尔维诺本人。他在利古里亚的圣雷莫长大,父亲是农艺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童年就在试验园和树林之间度过。“rampante”在意大利语里既是“攀爬的”,也是纹章学里狮子“跃立”的姿态——一个爬树的男孩,同时是一枚家族纹章。而书的结尾,那片树林已经消失了:比亚乔说翁布罗萨不在了,望着空无一物的天空,他甚至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不只是文学的感伤,也是卡尔维诺看着故乡的海岸被砍伐、被建筑填满以后的真实感受。

一次赌气:他为什么上树

柯希莫上树的起因小得不成比例。他和弟弟因为调皮被关禁闭,出来之后在家庭聚餐上拒绝吃姐姐做的蜗牛,被勒令离开餐桌,于是他跑上了花园里的树。

卡尔维诺显然是故意让原因这么轻的。他对抗的当然不是一盘蜗牛,而是父亲代表的那整套秩序:一心要为家族争回公爵头衔的执念、餐桌上的礼节、“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安排。但小说没有让柯希莫发表宣言,只让他做了一个动作。

接下来是全书第一个关键:父亲以为他在树上待腻了就会改变主意。父亲把这当作一次情绪,柯希莫却把它变成了一条原则。一个决定能不能改变一生,往往不在于它当初有多严肃,而在于之后有没有人一直把它当真——而始终把它当真的只有他自己。

生存:他在树上重建了一整套生活

他如何在树上生存?他自己建造房屋,做吊床,搭起专门的淋浴处和厕所,掌握了一整套本领。他打猎,收获皮毛用来取暖,也拿去和村民交换食物。

他还一直读书。他从未离开树,却从未停止接受教育:他主动阅读,主要的开销几乎都用来买书,还托人从山下捎来各种或合法或不合法的出版物。最有趣的是那个江洋大盗贾恩——他向柯希莫借书,读得入迷,把劫道的手艺都荒废了,最后被捕处死。这一段像是小说给自己开的一个玩笑:阅读确实能把一个人从他原来的生活里带走。

这一节最能反驳“他是个隐士”的印象。上树并不是退出世界,而是换了一个与世界连接的接口。他组织消防队,参与抗击海盗,与欧洲的思想家通信,在革命到来时站进去。伏尔泰那句问话的回答,在这里得到了验证:距离不是逃避的手段,而是观察和参与的条件。

爱情:距离要付出的代价

到了该恋爱的年纪,他毫不犹豫地去追求。他来到奥利瓦巴萨,那里有一群同样住在树上的西班牙流亡贵族,他在其中遇见了乌苏拉,两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对那些流亡者来说,树上只是一种临时状态,等到可以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下去了;只有对柯希莫,这才是一个选择。乌苏拉的离开与其说是观念不同,不如说是同一件事对两个人的意义根本不同。

他最爱的还是薇莪拉,他们也有过一段真正幸福的日子。但这段感情也最清楚地暴露了代价:薇莪拉要的是一个能被她完全占有、必要时可以为她改变的人,而柯希莫可以把生活分给所有人,却不肯让出那条原则一寸。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爱得不够,而是因为他的完整性无法被任何人分享。

我读到这里,才开始承认序言里那句“人际关系的困顿”。它不是说柯希莫没有朋友、没有爱人,而是说他与每一个人之间,始终隔着几米的高度。

孤立原来在这里

小说后半部分越来越清楚地显出另一种孤独。革命来到翁布罗萨,他是参与者;可革命之后的官僚作风、拿破仑的征兵和随后的复辟,让他相信的事情一次次背离了他。他始终在原地——树上,而世界在下面反复变形。晚年的孤立不是没有人理他,而是他所信奉的东西先离开了他。

拿破仑来仰头和他说话的那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亚历山大拜访第欧根尼。这个场景既滑稽又有点心酸:权力可以专程来参观一个人的原则,却不会被这条原则改变半分。

最后他老了,身体不行了,却仍然拒绝落地。他抓住一只经过的热气球的锚绳,就这样消失了。他至死没有踏上大地。

所以卡尔维诺没有说错。只是孤立并不是这本书的结论,而是这条道路的价格。

完整的人生

柯希莫的人生是完整的、精彩的,而这种完整是通过对个人自我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达到的一种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这句话里最要紧的是“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者会要求世界承认他的特殊,而柯希莫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上树。他的选择只对自己生效,好处却大多给了别人:消防队、抗击海盗、借出去的书、他支持过的共和国。他不宣传,不劝人,也不指责留在地面上的人。他只是把自己那条路走到了尽头。

墓志铭上的三句话,正好回答了我开头的疑问:

“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生活在树上”是他选择的距离,“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没有因为这段距离而厌弃世界,“升入天空”是他到最后也没有回到地面上妥协。孤立与丰盈原来不是两个答案,而是一件事的两面:他那份罕见的丰盈,正是靠这段拒绝取消的距离换来的;而代价就是没有人能够完全走到他身边。

比亚乔在书的最后说,翁布罗萨已经不在了。那片树林被砍掉,柯希莫的世界连痕迹也没有留下。这个结尾和《分成两半的子爵》最后那句提醒很像: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卡尔维诺从来不承诺这条路可以推广,也不承诺它会留下什么。他只是证明了:确实有人从头到尾走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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